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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速下滑应是深圳下一次跃起的下蹲

无论是发展先进的制造业,还是发展先进的生产性服务业,抑或发展高端金融服务业,深圳都面临着空间不足及成本急剧上升的挑战。

关浣非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21期)

11月4日,深圳市统计局公布了深圳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数据,GDP 18689.13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6.6%,与深圳上半年GDP增长7.4%相比下降了0.8个百分点。与广州相比,深圳经济增速由去年的8.1% 下滑到 6.6%,而广州则由6.3% 上升到 6.9%!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显示,深圳前三季度的三大产业结构由上年同期的0.1:40.2:59.7调整为今年前三季度的0.1:39.3:60.6,第二产业增速放缓。

增速放缓可从资本投入上找原因

经济增长始终是由资本分配所决定的,深圳经济增速放缓可以从资本投入上找原因,即要回答清楚资本去哪儿了、资本投哪儿了、投资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在深圳市政府官网上查看数据发现,2019年1—7月,深圳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二产业投资增速放缓,甚至继2016年下半年之后再次出现负增长,而作为第二产业最主要的构成,深圳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也在今年出现放缓。

作为外向性程度极高的中国进出口大市深圳,因贸易摩擦对进出口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今年上半年,深圳进出口总额下降 0.9 个百分点,其中进口总额下降了 7.8%,这是多年来没有过的现象;而消费增速下滑则与香港持续动荡所带来的经深圳赴港游客的骤然减少有直接关系。

近几年,制造业搬离深圳的消息不绝于耳,搬迁主体甚至从低端的落后产能逐渐蔓延至先进制造业,尤其是一些大中型企业。深圳有相当一批企业已经先行一步往深圳周边等地有计划地开展产业转移。比如,华为一次性2700名员工从深圳搬到东莞松山湖,华为公司现已经在松山湖园区先后投资建设了华为大学、华为终端、华为研发实验室等项目。

而与深圳最为邻近的东莞,今年前三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592.01亿元,同比增长7.2%,比上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增速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在广东省排第二位,在珠三角排第一位。分析认为,东莞制造业的持续发力是与深圳制造业企业的外移有直接关联的。

同时不能否认,深圳正在经历诸多都市发展所面临的同样的顽症 : 聚集不经济。急剧上升的营商成本正在迫使相当的制造业和其他行业迁移,即使搞人才房,也只能解决人的住的成本问题,解决不了企业发展的其他成本问题。

深圳的五大新目标

深圳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民企占比高达96%以上,截至2019年5月,全市民营经济商事主体达314.3497万家,在全市商事主体的占比高达97.66%。其中,民营企业195.3459万家,占全市企业总量的96.29%。因此企业对经济环境的变化也最为敏感,在内外经济不确定性有增无减的情况下,企业家选择观望或者作出保守的选择是正常的。

经济增长因内外部环境变化而发生波动并不奇怪。然而,正因为深圳过去数十年一直受到全国上下的高度瞩目,也承载着国家未来发展的特定期望,因此深圳的经济发展对中国也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无论从全球先进城市的发展历程上看,还是从国家对深圳未来发展所赋予的使命上看,深圳的未来都不必过分担心,通过培育新的竞争优势、优化及升级产业结构、扬长补短,某一阶段的经济调整甚至下滑反倒有机会成为下一次经济跃起的下蹲或深蹲。

在不久前公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中央对深圳清晰地提出了五方面的发展目标定位: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要求深圳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关键方面要走在全国前列,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行示范区。

在这样的目标之下,深圳要做的就是要继续发扬和光大改革开放精神,始终坚持尊重市场、尊重企业家,始终保持一种临战的姿态超前谋划和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问题,相信深圳一定可以不辱使命。

高端金融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前景广阔

从与深圳相邻的香港二战后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香港由过去的渔村成为当今名列前茅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走过了从上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到80年代的多元化再到今天的高度服务业化发展道路,这起码会给深圳带来这样的启示,即在难以规避聚集不经济大都市病之时,经济发展只能在高度服务业化上做文章、寻找新的增长点,深圳完全可以在两个短板上做文章的,一是高端金融业,二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前者不仅要在市场开放上加大步伐,更要在资本开放上有所突破;后者则需在实现国家科创中心目标过程中做出超前的部署和努力。

在中央赋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诸多任务中,研究数字货币的开发和应用是一项很明确的要求,这是一项事关中国金融体系运行效率的根本性创新,又是中国有可能在国际支付领域实现换道超车的技术系统革命,如果深圳能在这一领域率先实现突破并做出贡献的话,那无疑将会大大提升深圳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上的地位。腾讯在提供微信支付方式多年以后,现开始筹备区块链虚拟银行项目;而华为去年已开始在触碰式支付方式上做出尝试。未来则需要深圳的企业在去中心化的支付技术上能在全球实现突破。

作为中国的第一出口大市,深圳具有发展供应链金融的天然行业优势,因此需要进一步打通居上游的零件、模组中小型生产企业与具集成加工功能的生产型企业以及提供国际贸易供应链物流、仓储、报关、税务处理、资金融通服务的供应链管理企业间的产品生产加工、物流仓储、资金流动信息传输管道,建立商业银行与供应链管理企业间的资金融通配套机制,积极发展支持供应链金融资产化的资本市场。未来在这方面深圳是大有发展空间的。

因市场发展时间不长且市场基础狭窄,所以中国的财富管理业务服务层次还是较浅显的,远未能跟上中国各类人群日益增长的财富管理需要,具体表现为服务的低层次化和同质化,与外部国际市场的联系度低。深圳要充分利用与香港相邻的地缘优势,积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可能提供的机会,在财富管理产品和服务形式上主动向国际上先进的金融机构看齐,通过不同的合作形式把不同的先进财富管理产品引入到中国市场,并经过创新不断提高中国的财富管理服务水平,借此不断扩大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使国内民众能充分享有来自财富管理方面的收益。

经过多年的努力,深圳已在诸多方面形成了产业集群。但由于金融服务领域的条块分割及融合服务能力不高,中国的金融业对产业集群也只能提供缺乏联系度的条块服务,尚不能对产业集群提供从技术研发到生产加工到推广出售到物流交货及售后服务的全景化金融服务,以致在相当的环节还存在金融服务的空白。因此深圳需要利用对全景化金融服务需求量大、服务需求层次高的特点,积极推动本地及国内外的金融集团对产业集群提供全景化的、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以提高本地产业集群发展效率和升级能力。在这其中,知识产权、技术专利的资本化应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解决好了这方面的问题,产业集群金融服务全景化,既有利于激励技术创新,又有利于吸引新技术向深圳集聚,完全可得一石二鸟之成效。在这方面,深圳还应致力于把自身打造成中国的新技术、新产品首发之地,使深圳早日成为中国的技术之都。

深圳已提出未来拓展海洋经济的计划,但长期以来,中国在远洋船舶融资及保险服务方面、大宗商品国际采购融资及保险服务方面一直存在短板,如采购信用证需要更高评级国外银行背书、再保险支持不足等,深圳应在完善该类金融服务方面做出积极努力,包括与香港金融界及相关专业界展开深度合作。

发达经济体的数十年发展经验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高度依附转向相互支撑、从相互支撑转向发展引领的演进过程。从巩固、升级制造业的战略角度出发,深圳须抓住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区块链、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的机遇,突出研发设计、战略投融资、集成创新等高端环节,加快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化拓展,增强生产性服务业的创造性供给能力,大力促进深圳制造业的纵向升级和横向升级。

在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方面,上海已提出重点打造三个品牌的设想,即着力打造支持创新创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品牌;着力打造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生产性服务业品牌;着力打造细分领域专业化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品牌。这些应对深圳有所借鉴。

无论是发展先进的制造业,还是发展先进的生产性服务业,抑或发展高端金融服务业,深圳都面临着空间不足及成本急剧上升的挑战。因此深圳要突出强化巩固提升制造业是进一步发展高端服务业的基础、要从深圳制造向深圳创造迈进、要将代表企业科技创新力的研发部门留在深圳、留住企业的“母厂”从事小批量和个性化的生产、要系统优化用地结构等理念,并能尽快地转化为引导产业发展和转型的政策及措施。

大都市所以能有比其他地区更高的经济增长效率,一方面在于其高于其他地区的要素集聚和消化能力,另一方面则在于其强于其他地区的产业外部辐射能力。在未来数十年实现中央对深圳发展目标要求的过程中,深圳政府应该坚持未雨绸缪,为土地、资金、人才、技术要素集聚、优化配置、融合供给充分提供制度环境和公共基础设施环境以及市场设施环境。

(编辑:陈栋栋 编审: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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